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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郁闷由来已久。1949年之前,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郁闷自不必说;1949年后,人们迎来了新的时代。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那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10年让人们着实郁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没少折腾,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折磨着中国人坚强的神经。现如今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磺姜出现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要权钱交易;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豆腐渣工程频繁出现了,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物价飞涨了,买房买不起,租房也只能蜗居了……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又开始郁闷了。梁晓声用坦率的笔调、睿智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以及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阶层分析,并从根本上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将此归结于“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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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3)
 

一般概念的“民”而转变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这样的事在从前不能说没有。《杨三姐告状》,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门。但是现在,从前被视为草民们的底层人、农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见惯,奴性分明已成为中国人过去时的印记。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来的青年工人跳楼事件。他们多是农家子女。他们的父母辈遇到想不开的事尚且并不轻易寻死,他们应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们却比他们的父母辈脆弱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虽为农家儿女,其实自小也是娇生惯养。尤其是独生子女的他们,像城里人家的独生子女一样,也是“宝”。与从前的农家儿女相比,他们其实没怎么干过农活的。他们的跳楼,也可说是“娇”的扭曲表现。还有一点那就是 若他们置身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秩序中,而“秩序”对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较周到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他们或者渐渐地要求自己适应那秩序,全无要求改变那秩序的主动意识,于是身上又表现出类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种极端,企图以死一了百了。

要使两三亿之多的打工的农家子女成为有诉求而又有理性,有个体权益意识而又有集体权益意识,必要时能够做出维权行动反应而又善于正当行动的青年公民,全社会任重而道远。

自从网络普及,中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意识极大地表现了出来。尤其事关公平、道义、社会同情之时,中国人这方面的参与热忱、激情,绝对不亚于当今别国之人。但是也应看到,在网络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论颇多。

可以认为那是幽默。对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时也确实比明明白白的表达立场更高明,有时甚至更具有表达艺术。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干脆“调戏”一番,几乎也不知再说什么好。

但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公众表达公民社会诉求和意见的平台,就好比从前农村的乡场,既是开会的地方,也是娱乐的地方。从前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分得很清,娱乐时尽管在乡场搞笑,开会时便像开会的样子。倘开会时也搞笑,使严肃郑重之事亦接近着娱乐了,那么渐渐,乡场存在的意义,就会变得只不过是娱乐之所了。

亲爱的诸位,最后我要强调时间是分母,历史是分子。时间离现实越远,历史影响现实的“值”越小,最终不再影响现实,只不过纯粹成了“记事”。此时人类对历史的要求也只不过是真实、公正的认知价值;若反过来,视历史为分母,人类就难免被历史异化,背上历史包袱,成为历史的心理奴隶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不仅千锤百炼了汉民族,使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也千锤百炼了汉族与蒙、满、回、朝、维等多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也凤凰涅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各民族之间空前团结了。古代的历史,使汉民族那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那样。近代的历史,使汉民族这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样。

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

离中国现实最近的是中国的近代悲情惨状史,中国人心理上仍打着这一种史的深深烙印,每以极敏感极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行表现之。解读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更应从此点出发,而不能照搬鲁迅们那个时代总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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