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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替:对中美关系周期性波动的一种解释
作者:张立平 日期:2005-6-10 点击:1449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因素、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分析,提出了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周期性波动的一种模式--权力交替模式,并检验了这一模式的效用:在过去30年中,总统的权力交替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周期性变量,而国会的权力交替则不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干扰性因素,这在未来亦可能是这样。

    人们注意到,近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随着美国总统的权力交替和任期而呈周期性的波动,从新总统就任到卸任,中美关系也经历了摩擦加剧→关系到退/下滑→解决争议、重新稳定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我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后冷战时代才有,而是从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此外,我还认为,影响中美关系波动的权力交替不局限于总统,而且还包括国会。无论是总统的权力交替还是国会的权力交替,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周期性选举而发生的,因而美国的权力交替就有周期性的特点,即"四年一大变,两年一小变"。所谓"权力交替"指美国的行政权或立法权由不同政党和/或不同人通过定期选举来接替和行使。本文试图用权力交替模式来探讨美国对华政策为何随美国的权力交替而出现周期性波动的现象,同时指出权力交替模式在解释中美关系方面的局限性。

一、 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因素和决策机制

  从总体上来看,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因素应当包括:国际因素(国际格局、国际形势)、中国因素(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军事力量、中国社会状况)、美国因素(美国的综合国力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社会思潮、媒体、社会舆论等)及其它因素。国内政治是影响对华政策的最明显的美国因素之一,对于这一点,中美关系的专家、学者越来越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总统政治、国会政治、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官僚政治、部门间政治都与权力交替有关,其中总统政治、国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是直接承受权力交替的影响,而利益集团政治、官僚政治和部门间的政治则是间接受到权力交替的影响。本文章要探讨的是:在其它因素维持不变或大体维护不变的情况下,权力交替如何影响美国对华决策?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是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因此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在以总统为核心的外交决策程序中,传统上,国务院负责制定美国的具体外交政策,但20世纪60年以来出现了一个趋势:幕僚的权力不断上升、阁员的权力有所下降 ,也就是说在外交决策上,国务院的地位下降,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上升 。总统仍然是最终的决定者,但涉及到具体的外交政策时,究竟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的意见被总统重视和采纳,取决于总统的个性和政治风格。作决策时,是依赖于阁员、国务院、国防部,还是依赖于幕僚和白宫班子(如白宫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类型的总统会有不同的倾向,结果是决策重心的转移和决策程序的变化,对此,曾为肯尼迪决策圈中人的西奥多*索伦森说:"白宫决策程序不是科学,而是艺术" 。

  在以议员为核心的国会决策程序中,议员的自治性和相对独立性使决策程序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特点,每一个议员都想充当国务卿,这样在国会中就有"535位"国务卿。议员对外交决策事务的关心大多属于"政治表演",目的在于产生"舆论效应",逃避可能遇到的来自选民的指责和压力,大多数议员对外交问题既不了解也无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对竞选连任没有政治好处的外交问题,因此在国会的决策程序中,利益集团起着重要的作用,利益集团的影响表现在为议员提供相关的经过他们"过滤"的信息,甚至提供一些他们起草的议案,游说国会议员在小组委员会或委员会上提出,争取获得通过,以便造势;此外,利益集团也敦促国会议员就某一个他们关心的问题举行听证会,以便他们作证等。

  在这两套外交决策程序中,究竟那一套起的作用更大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两大部门的关系是"总统提议,国会取舍",而且"相当大量又十分重要的外交决策中,国会没有多少机会决定取舍。" 詹姆斯*罗宾逊发现,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主要是(而且越来越是)为行政当局的提议做一点合法化的工作 。 沃尔达夫斯基则认为,当代总统是双胞胎,一个是国内政策总统,屈服于国内政治压力;一个是外交政策总统,关注国家的外交和防务 。近来有学者认为,国会对外交决策的主要影响仅限于国会对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拨款及参议院对总统提名的阻挠上,总统在外交和防务政策上愿意采取单边主义很少会遇到国会的抵抗,"在外交决策中,总统最终会在他们充分关注的问题上自行其是……国会在外交政策制订中就像野餐旁边的蜜蜂,嗡嗡叫着,每件东西都叮咬一口,一时间会把一切制订好的计划都搞糟,此外,还给行政部门制造一些麻烦。但除少数例子外,事实表明,国会最终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事件的发展进程。" 总的看来, 在外交决策中,以白宫的决策程序为主,国会的决策程序为辅。

  在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中同时存在着白宫决策程序和国会决策程序,白宫决策程序虽然占主导地位,但国会的决策程序显然不可忽视。
  
二、 总统的权力交替:对华政策起伏波动的周期性变量

  总统的权力交替分两种,一是在同一政党之中进行交替;二是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交替,由民主党总统替换为共和党总统或由共和党总统替换为民主党总统。从理论上讲,前一种权力交替对政策的影响不应会太大,因为出身同一政党的总统会在政治理念、政策诉求上有更多的共识;而后一种权力交替则会产生重大的政策调整;因为不同政党的候选人除了与生俱来的一些政治分歧、对外交思想的不同认同以外,更严重的分歧或许是由选举政治造成的;实际情况绝不这么简单,即便是同一政党的权力交替,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美国制度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但不同的总统因其个性会在总统职位上浓抹重彩显示不同的政治个性和政治抱负,譬如,在对华决策程序上,里根比较平衡白宫幕僚(贝克/里甘白宫办公厅主任、布什副总统)和内阁部门(黑格/舒尔茨国务卿)的意见 ,而老布什本人则充当自己的国务卿,虽然他也愿意与贝克国务卿和斯考克罗夫特顾问进行政策讨论,但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几乎所有的创议都是布什自己提出的 ;从政策输出看,里根的外交政策显示出强硬的、咄咄逼人特点;而老布什的外交政策则显得绵里藏针、柔中有刚。

  不同政党之间总统的权力交替在下列方面影响对华政策的行为:(1)政党的政治哲学的分歧直接导致了议程的优先安排的不同以及政策工具选择的不同;从民主党总统换为共和党总统,安全问题几乎总是会给予最优先的重视,而且防务预算也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扩大;从卡特→里根、从克林顿→乔治*W*布什莫不如此;从共和党总统换为民主党总统,人权问题总是得到更加强调,从福特→卡特,从乔治*H*布什→克林顿都是这样;(2)不同政党的总统交替会产生选举政治的"后遗症"--即新任总统因在选举政治中曾对在职总统的政策攻击而刻意在政策上打上自己的印记,如里根在对华政策上表示遵守前两个公报的同时,不会忘记台湾这个"老朋友" ;克林顿因在选举中攻击老布什"迁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而在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强硬;小布什因嘲笑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将中美关系说成是"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在上任后试图重新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或"(战略上)上的对手,(经贸上的)的伙伴";(3)不同政党的总统交替会使白宫的决策程序发生变化。民主党总统的外交决策中倾向于民主化决策,也就是说,总统对决策的管理比较松散,不同部门之间更可能为在决策中竞争影响而发生内部倾轧,如卡特时期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之间、克林顿时期(第一任时期)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与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之间;而共和党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倾向于集中化管理,总统加强了对不同部门的领导,即便有政策分歧,也不会妨碍总统的外交思路和外交决策的执行,如尼克松在国务卿罗杰斯与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权力竞争中明显偏袒后者;小布什在国务卿鲍威尔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竞争中好像偏向后者。

三、 国会的权力交替:对华政策起伏波动的干扰性因素

  根据宪法,国会并不主导外交政策或对华政策的制定,但是它可以对外交政策或对华政策的决策施加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大小因时(时代)、因地(议题领域或国别领域)、因人(总统)而不同:从时间上看,在冷战时代,由于安全受到威胁,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比较小,而在后冷战时代,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比较大;从议题领域来看,国会对外贸易政策及涉及意识形态的政策领域的影响比较大,而对防务安全政策的影响比较小;从总统的情况来看,一般说来,国会议员对同党总统的支持高于对反对党的总统的支持,因而在同一政党政府下,总统在外交上受国会的牵制要小一些,而在府院分属不同政党的情况下,总统受到的牵制就要大一些,但也要分什么议题,如在自由贸易问题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待遇上,民主党总统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同党的议员而不是共和党的议员。

  由于历史原因 ,"比起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来说,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尤其重大" ,就议题而言,国会施加影响的领域不局限于经贸领域(知识产权、贸易逆差、倾销与反倾销),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两国关系的深化,国会的影响已扩大到安全领域(台湾问题、武器扩散问题、导弹防御问题)、人权领域(政治犯、计划生育、法轮功、宗教自由、达赖喇嘛、西藏问题、工人权利等)和环保领域。几乎在中美关系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都有国会的介入;而这种介入的程度随着国会的权力交替而有所不同。

  国会的权力交替从结构上分为两种:众议院的权力交替和参议院的权力交替。众议院的权力交替又分为:同一政党之间的权力交替(多数党的地位不变,但众议院议长和/或多数党领袖、委员会主席或小组委员会主席产生变化)、不同政党的权力交替(多数党由不同的政党担任,众议院议长、多数党领袖、委员会主席和小组委员会主席均由不同的政党的议员担任)。1972-1994年间,众议院的权力交替都是在民主党内部进行的;而1995年众议院的领导权从民主党之手转移到共和党之手,此后,众议院的领导权在共和党内部变动。参议院情况与此类似,只不过权力交替在不同政党之间交替比在众议院更频繁:1972-1980年,参议院的领导权在民主党内部进行交替,1981年则从民主党之手转到共和党之手;1981-1987年中在共和党内进行交替;1987年又从众共和党之手转到民主党之手;1987-1995年在民主党之中交替;1995年又从民主党之手转向共和党之手,1995-2001年在共和党内进行交替;2001年又从共和党之手转到民主党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会中,不同政党的权力交替影响最大:首先是意识形态主导方向发生变化,一般说来民主党倾向于比较自由的意识形态,共和党倾向于比较保守的意识形态,其次是立法议程和方向的变化;再次是利益集团的影响的变化,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或参议院时,工会、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的影响比较大;共和党控制领导权时,军工集团、工商集团、宗教集团的影响比较大。

  国会的权力交替通过以下因素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1)国会领袖的个性对于国会决策程序的影响,积极的立法者和消极的宣传者由于来自竞争激烈的选区,因此不论其动机如何,都倾向于"有所作为";而积极的旁观者和消极的勉强者由于来自竞争不激烈的选区,因此其政治行动程度参与低,不太会主动出击;(2)任何一位议员在国会中的活动能量受多方面的因素的限制:他/她的选区(他当选时的得票率及他目前在选区的支持率,支持率高的议员有大的活动余地)、他的政党(多数党还是少数党,多数党的议员有更多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他/她的资历(他是1至3届的资浅议员还是4至9届的资中议员或10届以上的资深议员,资深议员对立法运作更熟悉、对决策方面比资浅议员更审慎)、他/她的个性(政治风格,政治行为程度高的议员爱出风头)等;(3)每两年一次的周期性选举不仅可能改变议员的政党板块,而且因人员构成发生变化而在议员的意识形态板块、地区板块和利益板块上产生变化;因此周期性的选举即使在同政党板块不变的情况下,其他板块也可能会产生流动,因而影响到国会的决策程序;(4)新议员所占比例较大的国会总会制订一些偏激的政策,如1974年中期选举中有55位新的众议员当选(民主党净得43席);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有60位新众议员当选(共和党净得52席) ;(5)当资历较浅的议员所占比例超过一半时,由于这些议员尚还没有学会政治上妥协以及充分了解政策的复杂性,因此国会的政策也容易走偏,如1977年第95届国会众议院中资在较浅的议员所占的比例为50%(219席)、1995年第104届国会中这一比例为51%(220席)、1997年第105届国会中,这一比例为56%(243席);在参议院中,第96届(1979年)和第97届(1981年)连续两届国会中,任职不到满六年的资历较浅议员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8%、55% ;(5)国会的一些涉外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或成员在外交决策程序中的声音比其它委员会的主席或成员的要大,如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及亚太小组委员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参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因此委员会主席更迭或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发生变化也都会对外交决策程序起作用,此外还有两院全体会议和两院联合协商会议。

  从近30年的历史来看,国会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上起积极的作用,而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方面主要起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主要发生在国会的权力交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也就是中期选举之后。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与台湾关系法》是国会与总统部门间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结果,也是美国决策中的程序性和结构性的产物 ,但很少有人从权力交替这一角度来看。由1978年中期选举而产生的新一届(第96届)国会(1979-1981)中,资浅议员(即任职不到三届的众议员或不满六年的参众议员)所占比例在众议院中超过半数51%(219席);在参议院所占的比例也高达48%(其中20%是新当选的参议员);两院的政党的地位和政党领袖虽然没有变化,但对外决策中最有影响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由民主党的四届资深议员富兰克*丘奇取代了约翰*斯巴克曼,而委员会的少数党资深议员(相当于委员会的副主席)则由共和党的来自纽约州的犹太议员雅各布*贾维茨担任,在外交委员会的构成中,民主党议员有9人、共和党议员有6人;在这些人中有7人曾先后参加过争夺总统提名的预选战(包括主席在内),有5位是新成员。外交委员会的这些成员一个个都是参议院的大巨人,他们都想有所作为。而1979年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议题上或时间上都提供了机会:在国会与总统的权力竞争中,总统的权力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降至低谷;在议题上,总统通过秘密谈判与中国达成建交公报在国会触犯众怒,而总统按规定又不得不将公报的落实交给国会,其中涉及到国会最熟悉的一个问题--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在外交委员会中,一些"援华集团"的亲台议员如亚里桑那州的巴里*戈德华特、北卡罗来那州的杰西*赫尔姆斯甚至提出要全面"复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些温和的共和党议员如贾维茨和罗伯特*多尔也要求必须明确表示美国维护台湾的安全,绝对不允许中国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委员会主席丘奇对卡特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台湾综合法案"不满,在卡特的游说之下,最终与卡特达成妥协;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中,某些亲台的共和党议员也和其他议员一样试图以立法的形式来恢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由于民主党议员有20人,共和党议员有14名,因此总统在表决时民主党仍可获得多数;1979年4月10日,卡特总统在签署了众议院2479号法案,即《与台湾关系法》。从当时的立法政治来看,《与台湾关系法》是卡特政府可以获得的维护中美关系的最可能好的一个法案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是牵制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最主要障碍。

  另一个例子也与台湾问题有关,这就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事件。根据《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卡特以后的历届政府在美国与台湾官方互访次数及互访级别都有所限制,美国一般不派部长级以上的官员访台,也不允许台湾官员在办公楼里与部长面谈。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顾忌中国的敏感和反应。如上所述,1992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老布什总统的贸易代表访问台湾并与李登辉见面;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1994-1995年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中附有"对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修正案"的条款,主要内容是:《与台湾关系法》的第三条 优先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此外,美国售台武器要根据中国的军事能力及意图来作出调整;1994年9月美国国务院宣布了对台湾政策的调整,同意台湾驻美国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提升美台官员互访的级别,允许副部长的经贸官员互访,但不允许台湾"最高层领导人"访美的政策不变,但将准其"过境停留";1995年,5月22日,克林顿总统批准李登辉访美。

  克林顿的这一决定除了反映他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认识不足外,更多地可以看作是国会施加压力和影响的直接结果:在1994年中期选举大地震后产生的偶数届(第104届)国会中,国会发生了重大的权力交替:近半个世纪以来,共和党首次同时成为两院的多数党,而且共和党的领袖主要由极保守的来自南部州的议员担任,在众议院,佐治亚州的金里奇任众议院议长,德克萨斯州的迪克*阿梅任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任多数党督导、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由纽约州的保守的、"亲台"的本*吉尔曼议员取代了印第安纳州温和的民主党议员李*汉密尔顿;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由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担任、多数党督导由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特伦特*洛特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也由反华的老保守派赫尔姆斯取代了德拉华州的温和派参议员约瑟夫*拜登,早在1995年2月初,金里奇、赫尔姆斯就表示欢迎李登辉访美,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吉尔曼与其他众议员联名上书总统,要求修改限制李登辉访美的法令;5月2日,众议院全票通过了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决议案;5月9日,参议院以97:1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紧接着,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修正案,规定该法中的对台军售条款优先于中美之间的"八一七"公报,5月17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类似的修正案 。决议案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对白宫和国务院产生了巨大压力,仅仅两天后,即5月19日,白宫和国务院的发言人不再表示李登辉访美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一问题"尚未决定,正在考虑和研究之中" ,三天后,克林顿总统最终作出了错误的"历史性"决定。

  有人认为,1995年李登辉访美是冷战后美国调整政策、加强与台湾政治关系的必然结果 。这一说法虽然认识到,冷战后由于国际格局和中、美、台三方面的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提升美台关系是一种趋势,但它并不能充分解释克林顿总统何以要在1995年作出"历史性的"突破。如果运用权力交替的模式,我们就比较清楚这一决定是美国国内政治角力的结果:从总统看,克林顿总统不是强势总统,1992年大选中,他只以简单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的选民票获胜;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一败涂地,国会的民主党人及媒体、舆论普遍认为,克林顿要对民主党的失败负责;1995年,在党派政治和部门政治中,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在国内政策上遇到了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咄咄逼人的攻势;此外,考虑到一年后的连任选举,无论是从个性上还是从部门的权力争夺上,克林顿总统此时都不愿意冒着牺牲政治资本的风险来抵制国会的强烈要求。1995年的国会权力交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革命",保守的、亲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掌握了国会的立法主动权,而且一半以上国会众议员属于对国际事务不甚了解的"资浅议员",这才有可能通过这种压倒性的决议;而克林顿属于看风使舵、随波逐流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一只眼睛瞄着支持率、一只眼睛作决策;他对国会的"屈服"是对"舆论"的屈服,也是个人政治利益的屈服,毕竟政治人物的座右铭是:外交政策要有助于国内政治。
  
  
  结论
  
  美国与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大国的双边关系从未像美中关系这样随着权力交替而呈周期性波动,每一位新上任的总统似乎都拿不准应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每一次重大的国会权力交替都会牵涉到中美关系的进程,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试探--反应之后,美国政府才能找准对华政策的准星,然而由于美国选举政治的周期性及特点,美国政府制订一项明智的对华政策的机会之窗并不太大,如果一位总统不能抓住时机,那么机会之窗就会对他关闭;然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只能等待新一个周期的到来。

  中美关系随着美国的权力交替而起伏跌荡,这一现象固然是源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全面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是源于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分歧和制度性矛盾。中美关系的频繁波动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与分歧并存;此外,众多因素介入了对华政策的制定,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报道对于塑造美国人的消极的"中国观"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些都是任何一位总统所不能忽视的。

  对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来说,权力交替是一个挑战,也蕴藏着机会:在既往的历史中,权力交替的负面性是即时的,而它的正面性则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看出,这容易使人想当然地以为,如果不发生权力交替,那么中美关系就可以平稳地向前发展。事实上,中美关系的发展模式与其它双边关系不同,它不是线性的稳定发展,而是螺旋性的不稳定发展。在权力交替后,在对华政策的选择方面,总统不仅需要战略远见,而且还要有坚强意志和良好意愿,以及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基础(较高的支持率)。尽管对华决策程序中的参与者很多,战略上全面地、现实地看待中美关系;而国会则趋向于从意识但总统仍然是最后拍板的人。国会内现存的与中国有关的三个党团--中国人权委员会、中国安全委员会、台湾党团会议,专门监视中美关系中有麻烦一些问题--人权问题、安全问题、台湾问题。

  最后,权力交替反映的是美国变化了的政治现实,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它反映的是形势的变化,权力交替中领导人的因素最终不能违抗形势的因素,因此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事实上很难用"亲华"或"反华"这类词汇,明智的政治人物不会从感情出发,而只会从利益(政治利益、政党利益、国家利益)的考虑出发,正所谓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载袁明,[美] 哈里* 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40-470页。戴维*兰普顿:"美中关系中的循环、进程、约束与机遇",《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年第4期。
    近年来出版的几本著作对于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都有一些精辟的论述,如:王缉思主编的《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牛军主编的《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郝雨凡著的《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
参看袁瑞军:"美国总统幕僚与阁员的权力消长",《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97-117页。
卢林:"美国国务院决策地位下降探讨",《复旦学报》(社科),1989年第4期第106-113页。卢林:"美国NSC的外交决策地位和作用探讨"(《复旦学报》(社科),1990年第6期第98-104页。
Theodore C. Sorensen, Decision-Making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0-11.
Robert Dahl,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转引自郝雨凡书,第379页。
James Robinson,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转引自郝雨凡书,第379页。
Aron Wildavsky, "The Two Presidencies," See Perspectives on the Presidency (Aron Wildavsky ed.,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pp.448.
Bert A. Rockman, "Reinventing What for Whom? President and Congress i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0, No.1, March, 2000, pp.133-154.
    里根本人偏向台湾,国务卿黑格、副总统布什等主张稳定中美关系,但在决策程序上里根为解决幕僚冲突,最后迫使黑格辞职。见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等译:《1945年以来的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45-290页。
James A. Baker, Ⅲ,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95, pp.100-101.
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等译:《1945年以来的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49、254页。
    如国会在讨论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反对的主要是民主党议员;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表示支持;
    1996、1997年克林顿总统没有获得历届总统都享有的在贸易谈判中的"快速审批权",其主要原因是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的反对;2000年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的表决中,附加条件的补充条款中有一条就是由民主党议员列文提出的。
    中美国两国曾是二战时期的盟国,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在反共、抗日中获得美国的援助,对美国国会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后蒋介石战败逃到台湾;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内曾出现了"谁丢失中国"的大辩论;在美苏冷战中,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将台湾当成"不沉的航空母舰";而台湾也继续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渐渐地形成了"院外援华集团",一些议员成为坚定的"亲台派"。
张毅,"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10年",《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 (电子版)。
Http://10.23.0.4/meiguo/1989.htm#second
相关数据见 Norman J. Ornstein, Thomas E. Mann & Michael J. Malbin,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1995-1996,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8,table 2-5, p.57.
相关数据见Norman J. Ornstein, Thomas E. Mann & Michael J. Malbin,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1995-1996,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8, table 1-6 & table 1-7,pp.19-21.
见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第396-408页、139-143页。苏格,"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4期。
    所谓"第三条"即要求美国总统与国会根据台湾的需要,向台湾提供防御设施及其它装备。
参见杨洁勉著:《后冷战时期中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参见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2000年大事纵览》,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66页和第68页。
肖蓉:"冷战后美国对台湾关系的演变",见牛军主编的《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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