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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写《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作者:苏星 日期:2009-7-17 点击:1620

   这是一本小书。书中反映了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认识。在书的序言中,我已经申明,本书是我将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写的。实事求是地说,书中弄清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弄清,有的也可能弄错了。因此,我恳切地希望读者能给予我批评和指正。

一、十四大以前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言的开头我曾说:“我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后,集中精力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

    党的十四大以前的几个月,我基本上还是固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说法。但我不赞成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一观点由来已久。1982年,我赴澳大利亚讲学,作过一个《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的报告。为了解除国外学者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怀疑,讲过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没有反映出两种经济制度的本质,而且很容易引起误解,似乎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排斥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完全排斥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并不排斥市场和利用市场机制;资本主义不是计划经济,但也不完全排斥计划。”(《苏星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11页)这个看法,我一直没有改变。党的十四大前夕,经济学界有些同志酝酿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对此,我不反对,但有疑虑。1992年6月,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班讲课时,根据学员们的争论,讲了自己的观点。我是这样说的:

    “其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探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我们用的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1979年春,才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十三大以后,有些学者认为,为了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运行机制,应当用市场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代替商品经济。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样做。当时,属于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苏联、东欧的事情出来以后,有人就把它上纲为姓‘社’姓‘资’的问题了。我一向不赞成这种做法。”

    “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叫市场经济?这要看对市场经济如何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同义语,那当然可以用,如前所述,我们也曾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本来涵义,我还是倾向于继续使用市场调节,而不必改用市场经济。理由是:一、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有共同点,都是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自由生产和流通,不同之处仅仅是,市场调节是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不是完全由市场调节;二、现在已有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和私有化并进的。我国既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即使实行市场经济,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或者是有些学者用过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就要作许多解释,还不如用市场调节简明;三、从发展趋势看,市场调节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将来也有可能成为主要的调节手段。但像我国这样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国,完全取消计划经济,看来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话,是从我当时的讲稿上原样抄下来的,它可以反映我当时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以及为什么不同意使用这一概念。

    在我讲课后不久,6月3日,江泽民同志到党校来作报告。在报告中说:“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这表明,党中央已经决定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了,我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

    对我来说,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大困难,但我是一个研究经济理论的,而且长期坚持计划经济观点,不能简单地接受这一结论,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弄清问题。我前面说到,在十四大以后才集中精力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事实上,在江泽民同志作报告以后就开始研究了。

二、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

    党的十四大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由于在十四大以前,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将近4个月的研究,我比较自觉地接受了这个结论。认为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有利于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也结束了长期以来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无休止的争论。党的十四大以后,以大会文件为指导,我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研究。

    一是研究历史文献,回顾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同志们可以从书中看到,我所用的文献有一些是别人没有用过的。例如:

    (一)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这段话没有公布过,是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汇报时讲的。听取汇报的还有余秋里、谷牧、王任重、康士恩和胡乔木同志。我用的是文件,而不是笔记。

    (二)1979年3月,四川省计划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讨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个资料,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周振华同志主动寄给我的,其中包括《四川日报》的报道和他的一篇文章:《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吗?》这个会,比在无锡市召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早一个月。

    (三)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弗·吉布尼等的谈话。这个谈话,是龚育之同志在文章中最早引用的,但他没有看过全文。我用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们的谈话》一书,是全文。这本书的印数是10万册。

    (四)《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1988年初,受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六个单位发起召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双月讨论会”的委托而写的。4月,曾送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位领导同志的批语是,“这是一个可以而且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8月,作为论文,提供给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这份报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二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十四大以后,由薛驹和陈锦华同志主持,在省部班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题研讨组。这个组共15人,有中央部委的,有省里的,研讨了将近两个月,集中了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还给中央写了报告。我自始至终参加研讨,感到收获很大。同时,还阅读了有关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的大量实际资料。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1992年12月,我第一次向学员讲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后来整理成文章,发表在《理论动态》上,题目是《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我第一篇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章。文章的主要论点是:

    (一)“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前进的。不同的时期尽管说法不同,总的趋势是逐渐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逐步形成符合市场经济的新观念。至于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作为运行机制,我认为,它们并没有本质区别。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是完全的市场调节(虽然实践上很难做到),市场调节则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二)党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这主要表现为:(1)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我国,计划直接管理的范围显著缩小,市场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已提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大开幕时,工业消费品价格的90%,生产资料价格的70%已经放开;(2)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而且要长期稳定。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可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在,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已经行不通了;(3)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面向国际市场。现在的国际市场,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它具有不同的特点。现在,世界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也是和私有化同时进行。我们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探索中前进。

    (四)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是市场经济,集体经济大部分也是市场经济。主要实行计划经济的,只有国有企业。因此,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便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快慢,将决定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五)研究和掌握市场经济运动的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

    这篇文章是我在江泽民同志报告,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的研究成果。

    在此以后,我陆续写了不少有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曾经想出版一本论文集,但内容很容易重复。于是,下决心写一本小册子。我能坐下来写作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利用1993年寒假和1994年暑假完成的,这就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的这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写作过程中的几点想法

    首先,本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有的学员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我是这样回答的:“市场经济来源于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新古典学派以后,这方面的论著甚多。我们现在有些论述市场经济的文章,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过市场经济;列宁在使用这一范畴时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来用的。我们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的理论对我们还有没有指导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主要理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形式,马克思对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达到了以前所有经济学家没有达到的高峰。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共同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也适用于市场经济。这不仅指价值规律,也包括剩余价值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的理论等。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写《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时,我也曾参照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但主要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

    其次,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50年代开始,我就写文章论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问题,也不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认为,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受到破坏,或者主观违背计划经济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所造成的。现在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弯子转的是够大的。为什么我能比较顺利地实现这个转弯呢?主要是改革开放的实践提高了我的认识。

    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功过,要做历史分析。应当肯定,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确实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1982年,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实际上就是指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确有很难克服的弊端。它的主要弊端是:第一,计划一直管到企业,其后果,一是把企业管死了,企业一切都听计划的,没有经营自主权,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管理机构,一个省管钱、管物的机构七八十个,上边有,下边也得有。现在已经成为政企职能分开的障碍。第二,计划价格长期固定不变,只能靠计划调整。其后果,一是商品供过于求,出现积压,求过于供,出现脱销,由于许多商品供不应求,只好凭票、凭证供应。二是造成商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产品的样式十年一贯制,是因为价格十年一贯制。因此,我们的改革,一是要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原则上不再经营管理企业,使企业自主经营;二是要放开价格,使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调节。这实质上就是逐步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现在,市场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大家对这种改革是满意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事实上已经回不去了。

    最后,不回避学术观点的分歧。当前,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分歧比较大。在书中我已明确表示:

    (一)我们不能把国有资产私有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当前企业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产权私有化,应当把企业中政府拥有的股份全部卖出去。这种主张,至少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二)不能变全民所有制为各级政府所有。有的学者提出,新的产权制度,应将国有产权改为各级地方(政府)产权。我认为,这是一条歧路。它既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三)也不能把全民所有制改变为企业所有制。有的学者主张,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让企业具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理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不能分离,企业有经营权,就该有所有权。企业所有,在理论上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企业所有是指企业归职工所有,那它的性质就是集体所有,而不是什么企业所有。一般说来,大中型国有企业,也不宜从全民所有转为集体所有。因为这些企业的资金是全民的劳动积累,怎么能变成一个企业的职工所有呢?

    这些观点,我至今没有改变。我在序言中已经申明:如果同行们愿就某一问题开展讨论,我将非常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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