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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停刊与《求是》创刊
作者:苏星 日期:2009-7-17 点击:1331

  1988年,是我工作中遇到困难最大的一年。

    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52次会议讨论了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问题,并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会后,发了中共中央[1987]128号、132号文件:同意熊复同志辞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职务,红旗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同志主持;免去马仲扬同志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同志的顾问职务。

    这件事我丝毫没有精神准备,恐怕熊复也没有精神准备。这样,实际上《红旗》已经没有领导班子,只由我一个人负责了。当时外面正盛传《红旗》杂志社将撤销,我当时想我也不过过渡一下而已。

    9月1日,熊复主持召开编委会,传达中央的决定。他和马仲扬、林肖硖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并表示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为办好《红旗》完成编委会交办的事项,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希望。我在会上谈了熊复多年来对《红旗》工作的贡献。会议气氛较好。9月2日,召开全体干部会,熊、马、林都讲了话。

    会后,社内社外反映强烈,都认为《红旗》要解散了。有些人提出要调动工作,社外也有许多单位来要人。河北省、天津市都派人来了解干部。我在华北联大的一位老同学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我为他主编的《文化报》推荐一位副主编。红旗杂志社住的是原来中宣部的房子,他们准备接收办公楼,该部一位管行政的姓田的干部,带着分配好了的草图来看房。也有的单位想要《红旗》图书馆。

    中央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的决定见报以后,党中央有关领导始终没有人找我谈过话,我也没有请示汇报,因为我不知道该找谁去请示。我只有一个想法,既然中央让我负责,就认真地做好《红旗》的编辑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当时,我向全社提出三点要求:一、集中精力办好《红旗》,并力求有所改进;二、编委会扩大为编委、室主任联席会,领导《红旗》的工作;三、机构、人事基本不动,一切照常运转。由于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委的关心和支持,学术界的大力支持,经过广大职工的努力,《红旗》出版发行工作进行得还比较正常,十三大文件精神的宣传比较全面,杂志内容有所改进,作者面也有所扩大。

    1987年12月,对《红旗》在1988年是否继续出版议论很多。此时,我不能不向中央请示了。12月21日,我以红旗杂志编委会的名义给胡启立和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按计划《红旗》1988年第1期要在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还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高扬、王忍之、周杰等人,我也出席了会议。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接着,胡启立讲了几点意见:一、应肯定红旗的全体同志在中央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作出了贡献。虽有些问题,总的成绩应该肯定;二、目前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主要靠公家订阅、读者范围狭窄的问题;三、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的、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效果如何?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带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的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和研究。当前的问题是,1988年第l期如何处理?我倾向于不必急急忙忙,要有准备工作。第一期照发照印。看从几月份开始再改革前进。不是否定过去的工作,要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从零开始,会给人以不稳定的感觉。先提出方案。

    我简单地汇报了社内的情况。我说,《红旗》现在有240多万国内外读者,从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考虑,党中央应珍惜这个渠道。胡启立说:这件事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能从消极方面理解。不是不办理论刊物,要继续办。还要加强。会上还有人说:一、《红旗》照常出版,照常发稿;二、第二步积极考虑归属,组织划到中央党校。《红旗》不动,不宣传,共同研究一个办得更好的方案,作好准备以后再改名字;三、根据情况再作改革,研究对象、人员、机构改变、改名字。去掉中央委员会主办,由中央党校主办,要说清楚。胡启立说,在第二步,待遇、人员不动,隶属关系变一变。会上还提出,中央机关都要精简。党校是中心,两个力量结合起来有好处,使理论教育和实际工作结合得更好。高扬说:我们管确实有困难,大家都是书本知识。《红旗》在理论刊物中是第一位,总得最后把关。我们的班子不行。

    最后,胡启立说,刊物要加强,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办得更好。改革开放需要加强理论工作。不是不办理论刊物,要继续办,还要加强。会上指定周杰、高扬、苏星成立三人小组起草报告,包括目的、要求、任务和转变的程序。

    12月25日,周杰召集我和高扬开会。我在会上提了四个问题:一、领导体制何时改变?现在编委会不健全,希望党校派领导干部来,交接时间不宜太长;二、社址动不动?现在地址同印厂、机场、外边联系方便,干部聚居,以不动为宜。但动不动决定于将来杂志的规模;三、是否改变核算体制?现在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基本上自负盈亏,财务状况还好。如果改变体制就要到党校吃“大锅饭”;四、干部去留。干部大部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素质较好。现在要人的单位不少,应保留骨干。讨论中,高扬表示,党校派不出人来,体制也不能动,并请周杰拟第一步方案。

    1988年1月5日,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以高扬、周杰和我的名义报中央书记处。12日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方案提出:“1、在中央党校新的刊物出版以前,红旗杂志社和中央党校原有的刊物继续出版发行。在这期间,红旗杂志社要注意扩大作者面,逐步改进刊物质量;红旗杂志社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干部职务、经营管理、财产房屋,一律不变。2、把红旗杂志社划归中央党校序列。建议苏星同志参加中央党校领导班子任副校长(启立、宋平、高扬等同志都同意),在《红旗》停刊前,继续负责《红旗》的编辑出版工作。由党校组织一个班子,研究起草新的办刊、办社方案。初步设想是,新刊的读者对象应是县以上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总的指导思想应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改革统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新的刊物一定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改革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一定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理论探讨,防止片面性;一定要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增进理论队伍的团结,特别注意团结在探讨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同志。总之,一定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要求,在研究十三大报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上多下功夫,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3、在此基础上提出刊物的名称、刊期、机构、编制、经营管理制度的设想,供最后决定方案时参考。方案还提出,2月中旬党校提出新的办刊、办社方案报中央审批;3月下旬做好新刊出版准备工作,4月1日在新刊出版时拟发表《致读者》,说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原因和新刊物的指导思想。如果4月1日出新刊来不及,拟在5月1日出版。

    2月2日,我向社里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方案,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一、一定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的决定,认真落实实施方案,不要听各种传闻;二、做好“四·一”或“五·一”以前《红旗》的出版工作;三、新刊出版方案由党校提出,我们也需要积极参加这个工作;四、保持稳定的工作秩序,“四·一”或“五·一”以前坚持组织机构、工作人员、干部管理、财产、房屋五个不变。大家在讨论中,表示拥护中央决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中央肯定《红旗》贯彻三中全会的成绩比较欣慰。有同志说,这就放心了,不像有人传说的是因为《红旗》犯了错误,而是出于改革的需要。也有个别同志对撤销红旗杂志社想不通。但大家都表示,不管去留,个人都应服从组织安排。

    2月12日,高扬同红旗杂志社室主任以上干部见面,并讲了话,明确《红旗》的地址、人员、经营管理制度、财产房屋等不作大的变动,刊名也倾向于不改。会后,高扬提出,由他和我再从《红旗》找三位同志组成方案小组,起草第二步方案。

    经室主任推荐、编委讨论,确定刘复荣、刘义立、沈迎选参加方案小组。小组2月15日开始工作。2月16日、29日,在高扬处开过两次会,发现有些问题比原来设想的要复杂。启用新刊名需要向新闻出版署申请登记,《红旗》停刊要向读者退款,新刊重新征订订户一般从10月开始,因此,新刊“四·一”或“五·一”创刊无法做到。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起草了一封信以高扬的名义送给胡启立并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信中说:“实施方案设想,在4月1日或5月1日红旗杂志停刊。同时,新刊物创刊,发表《致读者》说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原因和新刊物的指导思想。我当时的理解,主要是改变《红旗》的隶属关系,就像《光明日报》、《经济日报》重新确定隶属关系一样,把红旗杂志划归中央党校序列,改原来的由中共中央主办为由中央党校主办。办刊地点、经营管理、房屋财产不变,编辑力量作部分调整,出版发行队伍和渠道、行政保障系统基本不变,并保持原有的作者队伍和各种对外联系。如果中央同意,刊名也可以不改。根据是《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份数有240多万份(国外3000份),只要认真贯彻实施方案提出的方针,改进工作,不改刊名可能更为有利。”对于红旗杂志停刊,出版新刊物问题,根据邮电部规定:“改动刊名须在一年之初,即只能在7月1日、10月1日或明年1月1日。按现在工作进展的情况,最快也得7月1日。因为第一,现在领导班子尚未产生;第二,方案尚未提出;第三,向邮电部和新闻出版署申报批准也需要时间。如果中央确定改刊名,又由党校主办,订阅份数可能要大量下降(原来是中央的刊物,可以用党费和公费订阅),同时,将取消原中央报刊的待遇,包括纸张补贴、发行费优惠25%、免征所得税,使成本上升(估计可能上升一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就无法实行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只能和党校统一核算,由中央财政拨款。如果每年开支几百万元,党校是无力负担的。目前,党校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办刊物还要使用原来《红旗》的编辑力量,如果刊物规模过小,也不容易稳定队伍。只靠党校很难承担办新刊的任务。因此,我希望对办新刊的方案能作进一步讨论,明确新刊的性质和待遇,是中央一级的党刊还是党校校刊。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具体方案可能会好些。”

    3月12日,胡启立、芮杏文找高扬和我讨论落实方案问题。胡启立讲了三点意见:(一)关于刊名,改变决定得报政治局。我们是从经济问题考虑,传到香港就会扯到政治问题上来,作出歪曲,这样对我们不利,给人一种不稳定的错觉。倾向于按决定想办法落实。高扬同意胡的意见。(二)改名以后,新刊是党中央委托党校办的全党公开理论刊物。杂志的“格”一切照旧。(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办刊的指导思想。以改革统揽全局,认真宣传两个基本点,办得生动活泼,使读者喜欢看,面目一新。根据胡启立的意见,方案小组确定,《红旗》出到6月15日停刊,新刊7月1日创刊,重新拟订方案,上报中央。

    3月18日,成立新刊筹备工作小组,19日开始工作。3月21日,高扬召集方案小组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会后报送中央。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十八次会议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对上报的刊名不满意,会议委托乔石、胡启立、高扬重新考虑刊名。方案确定刊物的性质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根据这一性质,中央批准:(一)享受《红旗》杂志原享有的纸张指令性计划供应和纸价补贴;发行费优惠25%;免除所得税;参加各种会议;按规定发给文件。(二)同国外党的理论刊物保持友好往来。(三)保留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设立联络员的制度。方案重申了已在第一步方案确定的办刊方针,并提出4月中旬召开联络员会议,传达中央决定,介绍新刊准备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组织稿件。7月1日新刊正式出版,拟请小平同志题写刊名。方案对机构和编制以及经营管理制度也作了规定。

    4月21日,中央确定新刊的名称为《求是》,邓小平题写了刊名。后来知道,这个刊名是李瑞环想出来的。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李瑞环对我说:你们那个《求是》的名字还是我起的。他说,1988年上半年开人大常委会,胡启立坐在我身边,拿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在那里琢磨。他说《红旗》停刊了,新刊还没有一个好名字。我想了一下,就在那个单子上写了两字:求是。没想到,竟被中央采纳了。

    5月9日至1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有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联络员和助理35人参加。会上,我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原则同意的《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介绍了去年9月以来《红旗》杂志出版发行情况和《求是》杂志的筹备工作情况。并提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学习和领会中央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明确办刊方针;第二,对新刊的内容、栏目、选题、作者和杂志社的工作提出意见;第三,对明年发行份数进行预测,讨论如何改进发行工作;第四,对今后联络员的工作如何开展提出意见。

    到会的联络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气氛热烈认真。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表示积极拥护中央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认为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积极措施。大家认为,新刊会更有利于紧密联系改革和开放的实际,有的放矢地探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更有利于探索、争鸣、活跃和繁荣理论;更有利于广泛团结作者,尤其是中青年作者。会上,贵州省联络员李菁没有发言。我在会下问他,为何不讲一讲?他说,我有点想不通。会议结束时,高扬讲话。他指出,应该牢牢把握住中央确定的《求是》杂志的读者对象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工作者来办刊。不再多登一般经验总结性的文章,而要注意当前政治经济文化战线在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有普遍意义的新经验,从理论上予以肯定并介绍推广。要打破作者队伍中高层领导干部及知名人士占主要地位的格局,形成新的作者群。他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把《求是》内容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民主化和培养“四有”新人方面,即放在发展生产力,相应提高增强人民主人翁责任感、积极性和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上。他还强调了改变文风的重要性。

    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决定》概括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方案的内容。

    《求是》1988年7月1日创刊。创刊前夕,6月30日在求是杂志社举行座谈会。我作为刊物的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求是》杂志创刊的经过并介绍了杂志第一期的内容。中央党校副校长高狄到会并讲了话。他说:《红旗》停办,委托中央党校办《求是》,是一件大事。办好理论刊物不易,在党中央领导下,需要编辑部同志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全党同志支持。中央党校将尽全力办好《求是》,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也希望新闻界支持我们的工作。《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发了言,会场气氛热烈。出席座谈会的有在京24个新闻单位,30名记者。7月2日,收到中央(1988)160号文件,任命我兼任《求是》杂志总编辑,刘义立、苏双碧任副总编辑。

    《求是》第1期,登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和《致读者》。《致读者》说:“《求是》将体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理论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以及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和探讨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寻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重复和单纯解释现成的结论。总结经验应有理论性。调查报告应真实生动。要敢于批评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求是》将努力向开放型转变,面向世界。”“《求是》将坚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泛团结作者,为中青年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我们提倡开展平等的讨论,指名道姓,有来有往,通过批评和反批评,促进科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思想理论界需要创造团结、和谐的气氛,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同心协力。《求是》愿为此多做贡献。”“《求是》将努力改进文风。杜绝‘假、大、空’,避免套话,文章力求准确、鲜明、生动,言之有物。适当发表杂文、散文等文艺作品。把刊物办活,让读者喜欢看。”

    《求是》第l期发表了王蒙、许家屯、刘尊棋的文章和龚育之访问记,在《绿野》栏里发表了严秀、唐挚、华君武的杂文。

    《求是》版面的调整,是根据刊物不是中央主办、而是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实际做出的。当时确定:1,不发表社论、评论,主要通过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门、地方领导同志的文章传达中央精神;2,开辟探索与争鸣专栏,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包括发表一些编辑部并不同意的文章);3,开办《绿野》副刊,扩大文艺作者的园地。

    《求是》第1期,总的看群众反映还好。7月5日,我们同中央党校培训部10位学员(一是地委书记,其余为县、处级干部)座谈。他们总的看法是,和《红旗》比,《求是》第1期有面目一新之感,确实不一样了,但和中央决定的要求及读者的需要仍然距离较远。具体来说,第一,过去总觉得《红旗》是板着面孔,第1期《求是》使人感觉比较和蔼了。第二,过去内容单调,现在比较丰富多彩了,有杂文,还有漫画。栏目设置也不错。第三,文风有不小变化。过去很多文章像公文、报告,过于古板,严秀、唐挚的文章过去大概是不大好发的。第四,封面、目录、内文编排都有变化和改进。座谈中,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理论、文艺界对《求是》也比较满意。老作家萧乾是我在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的忘年交。《求是》出刊以后,他很高兴。在7月17日的信里,答应为《求是》写稿,信中说:“第1期内容十分充实,相信贵刊大有前途。”八九月,他到韩国出席国际笔会,回来就把他在香港写的《汉城见闻》寄我,并附有一信:“写了一短文,不知会不会使你们为难。如不相宜,即望掷还。”这篇文章发表在《求是》第8期上,读者反映很好。12月25日,他又给我一信,信中说:“弟二月初又出访泰国及新加坡,也许再为贵刊写一‘泰新归来’。兄真有扭转乾坤之力,看来刊物面貌一新了。”

    也有不满意的反映。有人认为,和《红旗》比没有什么变化,“换汤不换药”,还是没有放下架子。也有人认为,弯子转大了。基层党政干部多数反映,《求是》缺乏权威性,指导作用不如《红旗》。他们说,探讨的刊物很多,看党刊就是要看准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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