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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从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反思(代序)
作者:苏星 日期:2009-7-17 点击:1570

   从1950年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政治经济学,一直到1958年,主要是讲《资本论》。当时,也听苏联专家讲社会主义经济学,但收获不大。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这是一本总结和概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书,今天看,许多观点过时了,但他批评了一些在苏联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如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价值规律是经过“改造”的,等等。看了这本书,我觉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认识,猛然提高了许多。正是怀着这样的崇敬心情,1953年写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一文,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宣读。这篇文章,先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后又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由此引起一场长达两、三年的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对此,我并没有头晕,相反地,清醒地感到,自己理论根底很浅,文章写得也比较幼稚。所以,对文章和这场讨论我并不很满意,1955年以后,再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我写了一篇题为《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意见》的文章。文中说:“有许多文章很少是根据中国统计材料的研究,往往只是用若干事例来证明某些结论:例如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直接发生作用,同时对其他经济发生影响;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依据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等等。近年来由于这一类文章的泛滥,竟使人发生一种误解,好像写文章、做报告只有加上上述结论,才算做了理论分析。”这段话,批评自己重于批评别人,因为我是始作俑者。

    1954年以后,我开始研究现实经济问题。1956年冬,在薛暮桥主持下,撰写《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我起草的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发展”一章。在写作过程中,薛暮桥根据他的亲身经历,从1943年指导山东解放区的货币斗争讲起,讲到1947年召开的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会议,讲到1950年稳定物价的斗争,讲得绘声绘色,真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此,暮桥便成为我最敬佩的老师。在这以后,为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光远主持召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双周经济座谈会,在会上聆听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发言,使我受益匪浅。同时,开始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1957年,我调查了城市住宅问题,写成《论房租和住宅问题》一文,发表在当年《学习》杂志第24期上。文章认为,住宅是商品,作为消费品可以归个人所有。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篇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1980年,我又在《红旗》杂志上写了《怎样使住宅问题解决得快些?》一文,重申了1957年的观点。

    1958年,我开始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我住院动外科手术,伏在病床上写了三章。这一部分经过多次修改,1965年,用《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题,连续登载在《经济研究》杂志上。“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下干校,也没有停止研究。我们的干校,设在河北省石家庄郊区,在滹沱河滩上开荒种地。1947年到1948年,我在这一带搞过土地改革,20年后,旧地重游,觉得变化很大。在干校住了4年,利用清晨和星期天,分秒必争,四易其稿,把书写出来了。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以《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书名出了第一版。“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在报刊上没有发表过言论,但在思想上并没有摆脱“左”的影响。这本书无论内容和文字都深深地打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烙印。1980年,出第二版时,删去了人民公社一章,书名也改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序言里做了自我批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被指责为右倾、修正主义。实际上,从50年代末开始,就我的思想倾向来说,并不是向右,而是向‘左’的。本来已经‘左’了,又批之为右,岂不更‘左’了吗?书中今天看来是错误的观点,当时我并不认为是错的,相反地,几乎都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是作为从错误立场转到正确立场才写出来的。这使我想起马克思的名言:‘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往往也欺骗卖者。’”不过,这个自我批评,基本上还是停留在50年代的认识水平上。直到1980年冬季,我到安徽省凤阳、肥西、芜湖考察“包产到户”、大包干以后,才比较彻底地改变了20多年形成的错误观点,对在农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使我最受感动的,是在凤阳县的小岗村。这个村太穷了,真是家徒壁立,但是实行大包干以后,家家有了粮食。有一位老大娘端了一笸箩花生招待我。陪同我的省农委主任说:过去干部下乡,后面总是跟着一群人,要粮,要钱,要这要那,心里有气,现在请你这个北京来的人吃花生,说明群众该多么拥护党的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教育,使我的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研究成果也增多了。三中全会前的30年,我只出版了一本专著,就是那本《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三中全会以后的20年,我主要做编辑和教学工作,还做了多年行政工作,负担比过去重,但我除参加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外,先后出版了4部专著,这就是:《我国城市住宅问题》,《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刚刚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史》。

    想写一部新中国经济史,已酝酿多年。年纪愈大,愈感到应早一点完成这一夙愿。我不是做经济工作的,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做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多年来,我受到许多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教诲,从50年代开始,就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参加过一些经济工作的会议,作过经济调查,也写过一些书和文章。这些,都是为写这部书做准备的。50年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半个世纪的成就比过去所有世纪加起来的成就还要大。但是,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作为一个和共和国同命运、共呼吸的过来人,我总觉得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忠实地写出来,让年轻人和后人知道,以史为鉴。我已年逾古稀,做研究工作,向后看,还有一点优势,因为有过去的亲身经历;但向前看,已经没有多少优势了,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经济理论家身上,他们会后来居上。现在,《新中国经济史》出版了。当前,我还有两个工作:一是完成国家重大委托项目;一是承担修订大百科全书的一部分任务。这两件事,我会尽力而为,但主要得依靠年轻的学者们的努力,我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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