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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之四十年
作者:苏星 日期:2009-7-17 点击:1576

   《新中国经济史》于1999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
    写这本书,酝酿的时间很长。从积累资料、参加各种会议、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专题写作到集中精力成书,大约花了40年的时间。

    资料积累,从1956年就开始了。这一年,为准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写书作准备。由于光远主持,在中宣部召集双周经济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一些老经济学家,有薛暮桥、骆耕漠、黄松龄、宋平、张锡昌、曾凌、王学明等。每次座谈会都印发一份记录,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我保留下来的资料有:19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为结合实际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编写的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1956年夏,教科书编写组邀请经济学家座谈的记录。保存下来的有张锡昌谈商业问题和曾凌谈银行问题的记录;196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编写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资料;1963年社会主义再生产座谈会印发的资料。这些资料一直保存在我手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机关带到“五七干校”,又从干校带回机关,终于保存下来了。在写完《新中国经济史》以后,由杨秋宝帮我编了一本《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对我编写经济史最有启发的,是参加两次重要的会。

    一个是1961年10月至12月,陈云召开的煤炭座谈会和钢铁座谈会。通过这个会使我对三年“大跃进”的问题和调整的必要性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两个会上我作了详细记录。“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旗杂志社“文革小组”收走,后期又退给我。2005年用《调查研究的典范——1961年陈云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记录》为书名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一个是1988年六七月间,为准备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在中南海召集三次座谈会,请薛暮桥等做过经济领导工作的同志参加,专门谈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济问题。我被特约旁听。下面是我作的简单记录。

    6月22日,薛暮桥发言,他说:1947年,中央指定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各解放区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联合办事处。接着,在石家庄召开财政金融贸易会议,确定货币比价。发行货币每人30斤粮食的流通量。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人民币,北海币100元、晋察冀1000元、西北2000元兑换1元人民币。

    2月8日,刘少奇讲,多种经济成分,领导市场要通过供销社用商业办法战胜资本家。

    1948年6月,张闻天讲五种经济成分。在东北,由公营经济领导组织合作社,叫生产推进社。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后,陈云估计物价要上涨20%~30%。

    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反映,农产品多了。陈云认为,不会多,有多少收多少。开城乡交流会,东西卖光了。

    刘鸿生说:共产党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大定了。

    调整工商业,先交所得税,后发股息。

    侯德榜、李烛尘认为,公私合营问题不是出于自愿。毛主席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二中全会有个正确思想。后来,毛主席提出,搞社会主义,消灭资本家,创造进攻富农的条件,强调阶级斗争,提出总路线,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进入过渡时期。

    一般讲,1949年到1957年基本正确。但这个时期思想路线就不一致。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有许多是正确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搞改革开放?共同点是执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都没有找到一条路。讨论共同纲领时,毛主席不写社会主义。到北京接收,毛主席讲按原样原封不动接收,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农民获得土地有积极性,合作社没有积极性。

    戎子和:刘少奇研究农业,让薄一波研究新经济政策。刘澜涛批评了太行局的报告。毛主席认为太行是对的,华北局是错的。王潜写了一篇文章,同情太行。初级社是可以的,高级社就不对了。少奇讲,战争结束了,搞经济建设的坐第一排。新民主主义是长期的,发挥民族资产阶级优越性。

    杜润生:原来有新民主主义阶段。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在桥上,但要过得时间很长,从现在起要十五年时间,1956年桥就拆了。

    薄一波:1949年2月8日,刘少奇说: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一般不破坏私有财产,社会主义首先在工业中破坏私有制(1951年)。搞社会主义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资本主义剥削将有若干发展。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主席让我告刘少奇。

    宋劭文:为什么新民主主义专政改为无产阶级专政?1953年以前毛主席的思想符合《共同纲领》。

    薛暮桥:1962年,给刘少奇汇报工作。邓子恢说包产到户如何好,刘说可以开放。邓说安徽说是方向性错误,少奇说可以取消这个结论。陈云主张包产到户是从青浦调查开始的。老农说,不减产要同产量联系起来。

    薄一波:刘少奇不是没有错误,在晋察冀相当“左”的,纠正得快。1949年到1957年要好好研究一下。

    7月1日,开第二次座谈会。

    段君毅:黄敬不同意农轻重。毛主席说:“你们不改重轻农,我就要改为农轻重。”

    大炼钢铁,冶金部提760万吨,财经委员会认为最高810万吨,毛主席定为1070万吨。4月提出,毛主席找大区谈,都说能完成,而且会超过。我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动员,毛主席同意,但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先提小洋群,陶鲁笳提小土群。天天给书记处汇报,都说行。

    南宁会议以后,毛主席认为要放在不打仗的基础上,一、二机械工业部合并。后来又分开了。

    黄敬主张一长制,刘少奇批驳他。我在华北局提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黄敬反对。毛主席问,校长负责制、一长制是哪个国家的?整理四个文件,交周总理送毛主席。搞工业七十条,邓小平主持讨论。毛主席未否定七十条,但当时有人反对。

    积累率,陈伯达在天津说可达60%。

    安志文:四十年没有搞好。一是毛主席一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如何搞好经济现在也未解决。

    1946年抚顺会议后,林彪说东北问题严重。高岗、林彪担心刘少奇,高岗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周太和:1953年,财经会议开了73天。开始是税,后来变为两条路线斗争。陈云说:我不同意路线斗争。什么路线斗争?新税制出来仓促了一点,方法问题嘛。1953年冬出了高岗问题。轮流坐庄,军党问题。陈云向毛主席反映。军党论是高岗的还是林彪的思想?

    7月8日,开第三次座谈会。

    马洪:二中全会报告是马列主义文件。

    1948年8月底9月上旬开东北城工会议。会议上争论城市是依靠公营经济还是私营经济,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本家?会议由王稼祥主持。由于土改“左”了,强调依靠私营经济资本家。提交东北局扩大会(林彪、罗荣桓不在)没通过。张闻天做了一个报告,说东北城市公营经济占90%以上。要依靠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但未说服不同意见。张起草阶级构成报告,高岗带到西柏坡,毛、刘都看了。张闻天的报告来自列宁。

    1948年11月中旬,林彪要进关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全东北解放后除帝国主义地主残余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东北过去的历史应作出总结。认为彭真管的一段是路线错误。委托高岗向毛主席请示。

    毛主席说东北是方针问题。不是路线错误。

    1948年6月,从内蒙古到东北局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生产问题遇到合作社问题。土改后有两种办法:雇工;组织起来,提倡哪一种?组织人调查,1.7%的党员雇工经营。提出党员不雇工,提倡互助。据说毛称赞这个报告。7月,刘少奇、高岗到苏联。路过黑龙江作调查,刘不同意杨英杰的做法,说党员雇工不可怕。杨反映给高,高写报告给毛主席,毛批了很多话。

    “三反”是东北开始的,毛主席提出在中央搞。“五反”是北京搞起来的,由吴晗建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报告,凯丰加了一段:趁机消灭资产阶级。送高岗看,高认为凯丰有独立见解。

    薄一波:看到这个意见后,毛主席召开会议,说包括五毒俱全的人也不消灭。

    马洪:后来高岗把报告收回。1951年底1952年初,高岗作报告,反对右倾思想。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农村走什么道路。毛主席批很好,让乔木修改后发表。

    第二次城市会议解决厂长负责制和党委制。开始是军代表制,后来改为厂长负责制。1950年3月党代表会议,文件由陈伯达修改。不久,刘少奇提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家不同意。中央批了文件。1953年,高岗代中央起草文件,仍主张厂长制。

    杜润生:中国资本主义不成熟,社会主义如何走未解决。公有制为主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是个什么样长期没解答。

    我们来北京,毛主席找邓子恢谈话六次。开始主张合作化慢,太快了生产力要暴动,杀鸡宰猪,农民不积极。一次说现在是农民互相帮助解决困难。一次说个体积极性一定要保护。一次提出合作社一要发、二要停、三要缩。不知什么原因出现高潮?说麦子长得好,合作社好,批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我和邓子恢检查,他非常高兴。邓子恢回去后悔了,又去找毛,毛说你这个思想非用大炮轰不可。开会对我们大批判,形成高潮。刘少奇基本上是对的,认为农业国变工业国合作化才有基础。集体只能克服困难,不能发展。工业化和合作化的关系,刘少奇也有偏的地方。他们俩谁“左”说不清。开始刘“左”(可能指四清),毛克服“左”,他搞了走资派,更“左”了。

    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都是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领导干部,实话实说,对我启发甚大。这些内容虽然不能写进经济史,但对历史问题心里有了一个底数。

    调查研究是从1957年调查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和城市住宅开始。1962年,调查北京市顺义县九王庄大队;1964年,结合“四清”,调查北京市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二队和北京市第二机床厂;1969年,在“五七”干校调查石家庄市北宋公社东营大队;1981年,调查山东省国营企业改革;1986年,调查山西、陕西、河南的农村合作经济;1989年,调查广州、东莞、中山、顺德和佛山的外向型经济;1990年,调查北京市商业;1994年,调查安徽省农村改革;1996年,调查山东省济宁市国有大中型企业。

    这些调查,不仅使我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经济情况,也积累了历史经验。

    专题写作,可以从1956年协助薛暮桥撰写《中国人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算起。这本书的内容,写的实际上是国营经济产生和发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

    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1980年修改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主要是讲农业合作化的历史。

    1978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国城市住宅问题》,一本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两本书都涉及新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后者,已具有新中国经济史的雏形。

    1994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出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时,对新中国经济史有了进一步认识。

    总之,40多年的经济学的研究生涯中,我涉及的方面很广,但没有打算专门研究某一领域,也不打算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立志写一本新中国经济史,这些年我的研究工作都是为此作准备的。

    《新中国经济史》不是一部纯学术著作,也不是一本政治教材。我选择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年轻的朋友们。打算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把这一段历史尽可能如实地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下去;什么是错误的,不能再重蹈覆辙。

    我一直做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没有研究过经济史,这是一个缺陷。但也有一点好处,可以根据个人的想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设计这本书的框架。

    首先,绪论与一般经济史不同,不是从阐述全国解放前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说起,而是写了新中国诞生的过程。内容包括: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艰苦历程;光明中国与黑暗中国的决战;新中国的蓝图三节。从这里可以了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怎样经过反复比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我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经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光明中国与黑暗中国的决战部分,概述了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的曲折过程。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国民党政府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所实行的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是与全国人民为敌的,是损害全国人民利益的,不能不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广大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了,于是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胜利,把共产党看作是民族解放的救星。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对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有了充分准备和坚定的方针,我们就能排除各种干扰,粉碎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阴谋,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迅速打败了蒋介石。1949年9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的新中国的第一部宪章,它描绘了一幅切合中国国情和人民理想的新中国建设蓝图。这些问题,对于初学新中国经济史的读者来说,都是不能不了解的。

    其次,新中国经济史从哪里写起?一般的多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我则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第一章。根据是,中国革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必须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军队、干部自己动手,建立国营经济(当时也叫公营经济)。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营工业和商业已经开始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在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解放区的国有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国有经济,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各个部门,并逐步成为一个体系。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战争的供给,而且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财经干部。我国在全国解放以后,接收了许多大城市和数量巨大的官僚资本的银行、企业、矿山、交通、邮电,工作顺利,政策明确,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和根据地、解放区二十多年财经工作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大批通晓财经工作干部是分不开的。新中国经济史,理所当然地应当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国有经济开篇。

    第三,摆脱按年代顺序,突出重点问题,这包括:

    建国初期的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这是建国以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由于统一了财经工作,在市场上同投机资本多次较量,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制止了连续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毛泽东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关于《论十大关系》。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开始进入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一年二月,苏共召开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共中央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明确表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共产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听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和湖北、广东两省以及武汉、广州市委的汇报,在1956年4月25日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这个报告,以苏联为鉴戒,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七年的经验,提出许多新的思路。1975年,邓小平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虽然经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但并未执行。因此,有些经济史的书往往只提有这样一件事,建议是个什么样子,几乎无人论述。

    我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中国,真正由自己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就只有这个建议。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从1951年开始的,到1955年7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前后经历了五年时间,并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二是建立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和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虽然在1953年、1955年和1956年有过高和过低的波动,但由于调整及时,从总体上看,还是成功的,并且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以下四点经验: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1955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了)。党中央犯了“左”的错误。首先在社会上开展反右派斗争,继之则在党内批评反冒进,并且把二者联系起来。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提出,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会议肯定了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经济指标继续提高。提出两年超过英国,并把1958年的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即比1957年翻一番。办法是,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各部门都给钢铁让路,什么平衡,比例都不讲了。1958年秋,农作物长势普遍良好,但由于9月份以后全民大炼钢铁和各种“大办”,过多地占用农业劳动力,使许多地区粮食、棉花烂在地里,丰产没有丰收。在此期间,又实行人民公社化,刮了一场强烈的共产风使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破坏。结果,1959年上半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1959年庐山会议上提出调整钢铁指标,要搞综合平衡。但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加剧了“左”的错误,并掀起了新的“大跃进”,继续刮“共产风”。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灾难。1958年到1960年,是建国以来人民生活最困难的几年。市场上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奇缺;口粮标准过低,多数人吃不饱饭;加上长期的繁重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从主观原因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是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结果,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在体制上,是同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专行分不开的。不批判反冒进,不可能出现“大跃进”,没有庐山会议,“大跃进”也不会持续三年之久。

    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决定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行调整。中间虽然有1962年中共十中全会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的干扰,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到1966年,全面调整任务还是完成了。

    回头来看,如果当时认真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至少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大的波折。这一点,毛泽东也认识到了。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可惜已悔之晚矣。

    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结构,即所有制问题;一是运行机制,即计划和市场问题。在这两方面都进行了探索。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完全消灭非公有制经济。1956年1月,陈云就主张,对一部分不雇店员的小铺子,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1956年,他在八大发言时,已经超出商业和手工业的范围,提出应该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1956年12月初,毛泽东找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保留个体经济,也可以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地下工厂可以使它成为地上),即“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个主张立即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这样,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但很快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打断,回到更彻底的单一公有制上去了。

    中共八大以后,也重新考虑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本来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我国实行的是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实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和生产国家安排的产品的一部分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这种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50年代的体制。对一般公私合营和私营工商业、运输业、供销合作社商业以及一部分手工业,则实行间接计划。在农业方面,国家主要靠价格政策、农贷政策、预购合同、税收政策等加以调节,促使农民按国家计划安排生产。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同时对食油、油料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54年9月,国家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这样一来,等于对农业也实行了直接计划管理。这种体制实行几年以后,已经逐步暴露出它的缺点。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成本,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陈云提出必须在计划经济调节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办法。这包括: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的规定和办法;使价格有利于生产;适当变更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办法。最后,陈云从理论上概括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

    以上所谓的新思路,是中共中央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的设想。如果当时能付诸实施,并在实践中开拓前进,可望早日踏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通过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变化。它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农村突破的。带头的是安徽省和四川省。1979年3月,国家农委邀请七省三县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讨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同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决定。座谈会上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决定》在谈到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分配原则时说:“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决定》虽然把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范围划得很小,但这终究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包产到户这种形式存在了。

    这一年,包产到户已经到处出现。对此,党内外不少干部心存疑虑,担心这样做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农业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和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个文件一出,不仅贫困落后的地区纷纷实行包产到户、“大包干”,连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社队也相继实行了。1983年初,实行农户家庭联产承包的生产队已占全部生产队的93%。

    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冲破了严重束缚劳动者积极性的旧的经营管理体制,建立了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新的经营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一直管到企业。企业的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生产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财务统收统支,资金由国家拨,利润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严重地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开始,是客观要求。

    国有企业改革,涉及面广,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曾经走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78年第四季度,从四川省开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肯定了试点工作。他说:“今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已经达到六千多个。这些企业的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怎样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开始找到了门路。”

    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从1981年开始,全面试行经济责任制。经济责任制有三种类型: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利改税,自负盈亏。这些办法,虽然侧重于保证国家财政逐年增长,但由于企业完成任务以后,可以取得多少不等的留利,用于扩大生产,职工也可以多劳多得,受到干部和广大工人的欢迎。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到实行经济责任制,全国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他部门的经济效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从1980年开始,为了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在一些省、市、自治区已在进行“利改税”试点,即将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改为税,目的是使国有企业能够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共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同时提出“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在这次会议以前,国务院已在9月18日普遍推行第二步利改税,即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由于税率过高,加上种种收费,第二步利改税效果并不好。工业企业实行利润出现了20个月下滑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加企业活力的决定》,实际上是停止第二步利改税,重新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

    1992年6月30日,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条例》重申:“继续坚持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逐步试行税利分流,统一所得税率,免除企业税后负担,实行税后还贷。创造条件,试行股份制。”1993年1月14日,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此,国有企业改革走上比较规范发展的道路。

    农村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了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报告的通知说:“开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在城市,1980年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就业》的文件指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必须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为此就必须大力扶植兴办各种类型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鼓励和扶植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指出,“在我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问题,列为促进社会主义全面高涨特别要注意解决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我国濒临灭绝的城乡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个体经济发展以后,必然产生雇工问题。对于雇工,开始国家是有限制的。但很快打破了雇工人数的限制。人们对私营经济的看法也逐步改变。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宪法》规定:“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从此,私营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展了。

    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合作经济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1987年6月,邓小平对外国朋友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在此期间,外资企业也有了迅速发展。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彻底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新的所有制结构。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一历史的选择,标志着我国多年闭关自守状态的彻底结束,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宽广大道。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出口特区开始的。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负责人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时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这个建议,首先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认为,还是办特区好。他说:“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会议决定,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同时提出,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开始试办特区,有一些人心存疑虑,也有种种非议。但实践证明,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1984年1月22日至2月16月,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对特区的成就表示满意。回到北京以后,立即找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在3月下旬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至此,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党的十三大以后,于1988年,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决定开放和发展上海的浦东。1991年,开放满洲里等4个东北口岸。1992年,决定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重庆等5个沿江城市,同时开放哈尔滨等4个边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及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至此,我国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从1979年开始,对我国原来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也进行了有步骤的改革。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利用外资成就显著;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快速发展;援外工作在改革中稳步前进;多双边经贸合作成就不小。

    邓小平说:“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不能变,五十年以后又怎么样?那时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那就是说,更不能变了。

    《新中国经济史》,是史书。史书必须尊重历史,通过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本书一般不作论证,不作评议,也不作总结,让读者从历史本身的发展去辨别人和事的功过是非。历史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流过的,不能离开年代。我没有按年代分期,出发点是为了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说得充分一点,透彻一点。但实际上,纵观全书,还是遵循年代顺序的。

    我是1989年辞去兼任《求是》杂志总编辑职务,专职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在党校除了日常教学行政工作以外,还要给学员上课,校外也有些事要做。做研究工作的时间比较少。为了能集中时间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我为自己规定了十条守则,交秘书掌握,其中包括:不当挂名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主任;不给校外收费班讲课;不专程到外地讲学;不担任经济实体或准经济实体以及民办高校的董事长、名誉董事和顾问;不担任与经济学无关的学会、研究会的会长、顾问或理事;不担任挂靠在党校的学会、研究会会长等等,有了这些守则,确实节省了一些时间。但要集中精力写一部书,时间远远不够,必须摆脱教学行政工作,才有时间写作。当时,我已经快七十岁了,没有足够的写作时间,很难完成宿愿。为了争取时间,1995年,我两次给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写信,希望辞去副校长职务。下面是我写的第二封信:

    锦涛同志:

    今年二月,我曾给您写信,希望中央能在今年批准我不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校委的职务。我想您会考虑我的请求。

    明年我就七十岁了,确实感到不宜继续在第一线工作。理由是上次的信里已经申述:第一,经过实践检验,杨春贵同志有能力全面主持教学工作,应当让他独立工作;第二,我想抢一点时间,撰写一本《新中国经济史》。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时期,而且一直在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一些专题,具有我这样条件的人现在已经不多。这本书如果写得好,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过去,自觉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会有一点用处。我现在身体还好,能集中精力作一点事情,年纪再大怕就写不成了。

    不担任行政职务,我还可以给学员上课,带研究生,做校委需要我做的事。

    当否,请批示。

苏星

1995年12月22日

    胡锦涛把这封信批给常务副校长汪家镠,认为写经济史这件事还是有意义的,可以多给我一点时间。这样,1996年下半年开始,我才有条件集中精力撰写《新中国经济史》。1997年到1999年是写作最紧张的三年。

    我写东西的习惯是,从始到尾都是自己动手,别人帮不上多少忙。这段时间,我只请杨秋宝作我的助手,主要是校对和核对资料。他工作非常认真。没有他,我也很难顺利地实现我的愿望,我很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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